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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世纪末，帝国主义者为了不断扩张所谓的“租界势力范围”，就已经开始把手伸向上海静安寺以西的区域。他们以填浜筑路为名，大肆改造地貌，有的道路甚至一路延伸，越过铁路以西。在每一条新修的马路两侧，他们毫无节制地圈占土地，修建各类房屋，用作居住、娱乐与消遣之所。而在北面靠近苏州河一带，则被他们改造成工厂林立的工业区，一边榨取劳动力，一边攫取财富。 他们打着“保护殖民者生命财产安全”的幌子，又以“出资筑路、铺设沟渠”等看似正当的理由为掩护，实际上却完全无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基本权益。他们甚至公然派遣巡捕在道路沿线设岗巡逻，建立起一套准军事化的控制体系，并强迫路旁居民以及工厂、店铺缴纳所谓“巡捕捐”，仿佛自己已然是这片土地的真正统治者。与此同时，一些地痞流氓与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在这一带横行霸道，欺压百姓，使得原本的市井生活逐渐被恐惧与压迫所笼罩。 这里是文章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战争随之爆发。战火迅速蔓延，城市陷入动荡与撕裂之中。随着上海沦陷，租界外的沪西地区很快沦为敌占区。淞沪会战结束之后，“歹土（Badland）”这一带有强烈贬义的称呼，开始频繁出现在上海中西报刊之上，主要指向公共租界以西的静安寺、曹家渡一带区域。 此时，一些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地痞流氓，趁乱摇身一变，竟成了所谓“汉奸势力”的一部分。他们中有人在中国军民仍浴血奋战之际，就已经提前投靠敌人，充当特务与耳目，反过来破坏抗战事业。在当时的地理与城市格局中，愚园路及其周边道路平坦整齐，花园洋房林立，环境相对幽静，加之铁路西站近在咫尺，被视为极易隐藏与活动的理想之地，因此不少汪伪汉奸与日伪特务纷纷在此扎根营巢。 那些得到敌伪主子重用的流氓与走狗，更是在此大肆修建所谓“公馆”与“据点”，把这里变成权力与黑暗交织的空间。于是，在整个越界筑路地区，敌、伪、奸、特与地痞势力混杂交织，彼此勾连，使这一带迅速沦为藏污纳垢之所。 这些人狼狈为奸，肆意横行，将当时的长宁一带本应生机勃勃的土地，彻底糟蹋成乌烟瘴气的罪恶渊薮。普通善良百姓谈之色变，无不将其视为阴森可怖之地，“沪西歹土”之名也正是在这种黑暗氛围中逐渐形成并流传开来。
“汪公馆”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投靠日军，认贼作父，在南京建立伪政权之后，又与其党羽盘踞沪西歹土，将此地作为其在上海的重要据点与活动中心。 起初，他居住在愚园路738弄内的一座洋房之中。但随着日方与其党羽一致认为该处过于普通，既不够体面，也难以保障所谓“安全”，于是便将其“官邸”迁至愚园路1136弄31号的一幢西班牙堡垒式花园洋房之内。 这里是文章 这座房屋原本是政府交通部部长王伯群为续弦婚事而修建，在当时已属沪西歹土一带最为华丽、最为显赫的洋楼之一。汪精卫入主之后，此地便被外界称作“汪公馆”，成为其权力象征的具体体现。 汪精卫的头号亲信陈公博居住在番禺路209弄内，其余一批嫡系党羽也纷纷在周边聚居，形成一个紧密围绕核心的圈子，日夜簇拥在汪精卫周围。 除汪精卫及其妻陈璧君在沪期间居住于此之外，“汪公馆”还被用来召开各种小型秘密会议。在所谓“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之后，汪记“中央党部”的招牌甚至公然挂在弄口，使其成为所谓“馆内派”的权力核心。相关人物经常在此聚集，进行密谋、交易乃至寻欢作乐。
“周公馆”及其组织周佛海投敌之后，成为第二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居住在长宁区福开森路与湖南路交界处的一幢花园洋房内。 日军任命他担任财政部部长兼中央储备银行总裁，汪系内部不少人早已觊觎这一肥缺，但始终未能得手，因为周佛海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政界保持着复杂而密切的联系。 因此，沦陷区的经济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周佛海手中。他精通日语，能够直接与日方交涉谈判，这也使他在权力结构中显得格外强势，甚至不把汪精卫放在眼里。而汪氏夫妇同样对他心存轻视，平日里从不允许他进入“汪公馆”参与核心密议。 居中牵线的是内政部部长岑德广。一旦遇到难以决断的重大事务，汪精卫往往通过岑德广与周佛海沟通，而不是直接对话。因此，周佛海逐渐与丁默邨、梅思平、罗君强等人结成另一股势力，被外界称为“馆外派”。 这里是文章 虽然周佛海掌握财政大权，但所谓“财政部”本身却是一个空壳般的穷机构。他于是盯上“苏浙皖税务总局”局长邵式军，此人投敌后担任伪职，积累了相当财富。
周佛海利用邵式军遇刺未死、长期不敢公开露面的处境，顺势任命其为税务署署长，将其纳入自己阵营。 为了搭建权力架构、营造声势，他在华山路1220号“范园”内接收多处大住宅，并挂出“财政部驻沪办事处”“财政部税务署”“盐务署”等一系列招牌，使机构表面上显得庞大而完整。 “76号”特务魔窟日军军部在沪西设立汉奸特务组织，用以与军统对抗，其幕后操控者为周佛海，执行者则为丁默邨、李士群、汪曼云等人。他们在极司菲而路76号建立起臭名昭著的特务机关，专门迫害爱国人士与异见者。 当伪中央储备银行筹建之初，周佛海便广泛拉拢金融界人物为其撑场造势，对不愿附逆者则直接绑架至魔窟之中加以迫害。上海银行业公会兼票据交换所经理朱博泉，便是在被绑架后被强行加以伪职。 1941年3月22日深夜，一伙歹徒分别冲入“中国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宿舍，谎称是为报复所谓“重庆特务刺杀中储职员”，实则制造血腥屠杀。在这场惨案中，12名职员被强行带走，其中3人被用残酷的拈阄方式杀害，同时还有128人被劫持。 这里是文章
3月25日，他们又在逸园“中央银行”安放定时炸弹，造成50余人死伤。这些所谓“复仇行动”，本质上不过是借机强行接管中国、中央、交通与农民四家银行的暴力手段。 这些歹徒还与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密切勾结，借机迫害进步人士，将不愿合作者一律扣上“重庆分子”的罪名，受害者不计其数。 他们甚至制定黑名单，公开通缉在沪地下组织人员蒋伯诚等83人，有的被释放，有的被迫投降。 同时，他们以“按件计酬”的方式收买小特务，依据杀人数目与目标“价值”发放奖金，还对所谓“富商”进行绑架勒索，以黄金赎金为条件，限期交付，否则便撕票。 这些残暴行径反而得到了日方的默许与纵容。 杀人魔王吴世宝的巢穴“76号”特务副主任李士群，以凶残著称，他的重要帮凶便是大流氓吴世宝。此人原为汽车司机，后因攀附权贵而一步步爬升。
吴妻佘爱珍精于枪械，被称为“双枪将”。吴世宝早年充当汪精卫警卫，后被提拔为政治保卫局警卫队长，其巢穴设在东诸安浜北汪家弄内，对外则称“曹家渡沪西6号”。 他麾下聚集了一批帮凶，如顾文达负责统管赌场、烟馆与色情场所，并兼管绑票与黑市交易，一切利益往来皆以“斤头”计算。 吴世宝的徒弟张国震与其秘书徐瑛，则四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附近居民为求平安，只得私下筹钱打点，以换取短暂的安宁。 吴世宝甚至发放印有“致德堂吴”字样的灯笼，作为所谓“平安符”，实则成为其控制地盘的象征。 在短短数年间，他迅速积累巨额财富，成为上海滩显赫一时的黑恶人物，然而其核心帮凶如张国震、吴世宝、李士群等人，最终也相继被日方清除。 钱大櫆的公馆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前夕，周佛海物色钱大櫆，让其居住在愚园路1015号，并参与起草《中央储备银行法》。
这里是文章 银行成立后，钱大櫆被任命为中央储备银行副总裁兼上海分行经理，自此门庭若市，汉奸官僚与投机商人纷纷攀附，派系林立。 他们形成“新贵系”“中储附庸系”“财团系”“分业银行系”等多种势力，皆以向中储行谋取贷款为目的，彼此勾结，暗中操作。 沦陷区物资被大量囤积倒卖，货币流通愈发紧张。 当时市面流通多以拨款单、本票、庄票替代现钞，若需现金则必须贴现。中储行除由日本空运钞票外，还在番禺路209弄15号设立印刷厂，日夜印制伪钞。 更荒诞的是，印出的钞票上竟出现乌龟图案，却依旧流通市面，未被及时收回。
在法币与中储券兑换尚未正式实施前，许多伪官早已提前行动，将法币按1:1存入中储系统，借机牟取暴利。 他们还以极低利率获得贷款，表面利息仅三四分，而黑市拆票利息却高达两成以上，并不断复利叠加，转手之间便牟取暴利。 这里是文章 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在上海设有沪南、沪北、沪西等多个据点，便衣侦探遍布舞厅与公共场所，一旦有人发表抗日言论，便可能被以“嫌疑”之名逮捕。 他们常在深夜突然出动，行踪隐秘，受害者数量、被捕原因往往无人知晓，外界几乎一片黑暗。其目的，是试图以恐怖手段彻底瓦解抗日力量。 被捕者往往遭受酷刑折磨，生不如死，家属求助无门。与此同时，日方还雇佣流氓充当帮凶，进一步扩大压迫网络。
1940年，大西路汪家弄附近发生一起壮汉击毙巡逻宪兵事件后，日本宪兵队立即封锁周边区域，从汪家弄至镇宁路布满铁丝网与沙包，实行全面封锁。 随后展开地毯式搜查，气氛极度紧张，百姓受尽惊扰却不敢发声。这次封锁行动给沪西居民带来巨大痛苦，也加深了人们的仇恨。 沪西特别警察署1939年10月，歹徒袭击曹家渡伪警察局后，日本驻沪总领事向租界方面施压，要求追查。 这里是文章 租界方面回应称“烟赌泛滥、治安混乱，已难以有效管控”。同年12月，英军与巡捕在大西路巡逻时，与歹徒爆发枪战。 随后，租界与伪方达成所谓“二十六条协定”，成立“沪西特别警察署”，表面合作，实则逐步放弃管辖权。
该署由“76号”人员潘达担任署长，但实权仍掌握在日军手中。潘达表面执法，实则沉溺声色场所，只在涉及利益时才出面处理。 在这片仅数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黑恶势力密集盘踞，使整个区域陷入极度危险与混乱之中。 日军占领沪西后，进一步纵容地痞流氓开设烟、赌、娼、舞等各种场所，并建立绑票据点。 自1938年起，、红丸、等毒品公开贩卖，租界外围形同毒品市场。 大流氓盛幼庵甚至设立宏济善堂，作为烟土交易机构，曹家渡一带的“燕子窝”公开营业，并由日本浪人充当保护伞。 这里是文章
毒品种类繁多，包括、红丸与等，经营者包括荣炳根、朱顺林、李筱宝等人。 与此同时，赌场也迅速扩张，李筱宝先设“花会筒”，后与朱顺林合办“好莱坞赌场”，再扩展至南市“西园赌场”。 沪西赌场林立，“秋圃”“荣生公司”等遍布其间，甚至雇佣白俄保镖或汉奸武装维持秩序。 因“好莱坞赌场”靠近“汪公馆”，出于安全与利益考虑，被迁至静安宾馆后方并更名“六国饭店”。 朱顺林与潘达合谋，将其改为“伊文泰”舞厅，通宵营业，成为畸形繁华的象征。 这里是文章 “伊文泰”表面为舞厅，实则为色情场所，周边类似的按摩院、酒吧等亦层出不穷，实为半公开妓院。 敌伪势力企图以此麻痹民众，使人沉溺享乐、忘却国耻。 最终，在解放后，这片曾经污浊不堪的沪西歹土，在人民政府的治理与改造下，逐渐恢复秩序，重归清朗，成为真正属于人民的土地。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