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犍陀罗考古新发现的壁画：飞翔在丝绸之路上的天使影像

2025-10-29 02:3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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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区考古局和博物馆（KPK）联合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Swat）展开田野考古工作，在对斯瓦特河谷附近的阿巴萨赫布·钦纳（Abbasaheb-china，或Abba Saib Chena）佛寺遗址进行发掘清理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物。根据白沙瓦考古局官方公布的信息和局长Abdul Samad博士的简报，在围绕主佛塔周围布置的探方内，已经出土了佛像残片、佛塔装饰浮雕残片等佛教物品，在地面发现了青铜环、铁钉、钱币等金属遗物，在佛塔基座飞檐托（Modillion）间也发现了几处残留的湿壁画（Fresco）。这些新资料对于研究该地区佛教考古和推进犍陀罗美术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尤其是壁画中出现的“有翼天使”形象，更是在犍陀罗地区首次发现，值得我们深入讨论研究。

　　该遗址最早在1930年由英属印度考古局斯坦因（A.Stein，1862-1943）进行初步调查，斯坦因在其考察记录中介绍了该佛教遗址，并提到佛塔荒废、希腊化雕刻遍布田野的信息。巴基斯坦独立后的1959年，意大利中东与远东研究所（IsMEO）根据斯坦因的记载，也对该处佛塔进行调查，法切那（D.Faccenna,1923-2008）、图齐（G.Tucci,1894-1984）等人都曾对佛塔进行了测绘。随后，1982年，日本JAC京都大学考古队成员樋口隆康、桑山正进对该地区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调查，拍摄了大量照片。桑山正进通过对佛塔建筑的考察，认为该处佛塔与白沙瓦地区“迦腻色伽大塔”以及汉文文献中记载的“雀离浮图”存在关联，属于公元1-2世纪期间修建的大塔。之后还有德国、美国等学者陆续前来调查，根据可对该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建筑形制的研究，学界一致认为这是创建于公元2世纪左右的佛教遗址。

　　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一区域的寺院建筑和城市考古也有了新的突破，198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巴里果德地区展开城市考古工作时，采用了新的水平地层发掘法，斯瓦特地区古代城市和物质文化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在2015年意大利考古团队对巴里果德地区进行建筑调查和测绘时，全面完成了对该遗址的建筑测绘，并出版了相关调查报告，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塔第一次得到完整测绘整理。2019年7月我们在巴方帮助下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察，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确立了遗址的基本信息。根据这次调查，阿巴萨赫布·钦纳佛寺遗址的复杂程度超越了一般的犍陀罗佛寺，分布在河谷两岸的众多形态各异的建筑遗迹既包含有佛教的塔院、僧房、修行场所等建筑遗迹，也包含有围绕寺院的城防、关隘、世俗建筑，它们依山而建、互相依托，形成了一座综合性的小型城塞。这座城塞是了解古代佛教信仰、建造技术、物质文化的范例，借此可以看到古人如何利用自然山体创造的文化景观。但由于交通不便，物质供应困难，大部分建筑已经荒废，地表布满了大量建筑构件和石雕残片等文物，系统的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未能展开，文化遗产的保护也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实际上早在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前的英据印度殖民地时期，考古学家就曾注意到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壁画。英属印度考古局长约翰·马歇尔爵士在塔克西拉的希尔卡普城（Sirkap）和莫拉·莫拉杜寺院（Mohra Moradu）佛塔遗址进行考古作业时就曾发现墙体上的壁画（Marshall 1951：Vol.1，171，360），但这些壁画基本都很简略，多是在佛塔基座处的塔基石灰墙体上用赭石红线进行勾勒的佛陀像和花卉图案，在灰泥塑（Stucco）身后起到衬托装饰作用。考虑到石灰墙体的干湿程度变化，应采用了湿壁画工艺。此后人们还陆续在不同寺院遗址中发现了佛教时期的湿绘画，但也多是简单勾勒形体，并没有丰富深刻的佛教内容题材。在随后1956-1962年期间的考古工作中，IsMEO在斯瓦特的布特卡拉一号寺院遗址（Butkara I）发掘中发现了精美的壁画残迹，并且成功揭取。其中保存较好的是一块供养人形象的壁画，此供养人高鼻深目、蓄有黑色卷发和八字胡须，具有典型的印度人形象特征，经修复后保存在斯瓦特博物馆。此后，学者们逐渐注意到这些壁画的存在价值和特殊意义，巴基斯坦著名学者纳西姆教授（M. Nasim Khan）开始注意整理收集这些壁画信息。

　　随后纳西姆教授在犍陀罗地区阿泽兹·德里寺院（Aziz Dheri）考古中也发现重要的湿壁画，这是一处年代为公元2-3世纪的寺院遗址，出土了很多重要的雕刻和钱币，纳西姆教授凭借杰出的问题意识和科学规范的发掘工作，通过该遗址构建出该地区的地层学，并且对所有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研究。此外，巴基斯坦学者在基南·德里·瓦里寺院（Jinan Dheri Wali，约4-8世纪）遗址中也发现了壁画，壁画中表现了佛陀、菩萨等人物的组合图像，构图和样式更接近印度阿旃陀石窟（Ajanta）壁画风格。这两座寺院都是远离山区的平原地区的寺院，距离古代城市较近，寺院建筑和装饰都体现出世俗化倾向，这些壁画装饰一起构成了平原地区佛教寺院艺术的另一种风貌。

　　此外，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的壁画中既延续了早期单色绘画的传统，同时也出现了铭文，这些古代铭文具有些类似“榜题”的功能，记录了图像制作者和供养人等信息。这种在天然岩石上绘制的壁画和铭文在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但这种传统在当地却延续了数百年，这些彩绘铭文中，年代最早的是用佉卢文书写而成的。佉卢文是公元3世纪前犍陀罗地区流行的一种文字，从右往左进行阅读，主要用来书写佛经和镌刻年代等信息，约在7世纪停止使用，消失在历史中。其中年代最早的壁画出自马尔丹地区的卡拉·塔萨（Tara Tassa），为公元1世纪左右，铭文中提到：“迦腻色伽大王的毗诃罗”（kaniṣka maharajasa viharo）。这是在一座线条勾勒大佛塔图案上进行书写的铭文，塔内还有站立的两位人物，有可能就表达的就是迦腻色伽王本身。佛塔周围还有一些人物和佛塔形象，共同组合成了这幅整体图像。这些语言文字使用也说明壁画和文字是一起传播的，这些都是过去忽略的物质文化现象。佉卢文也在贵霜王朝的最北端阿姆河流域（Amu Darya）中出现，这说明这种图文书写模式在贵霜王朝是同时在中亚和南亚大陆同时流行使用。

　　这次发现的有翼天使形象，确切一点来看中央人物是童子形象。在过去考古发现中，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贝格拉姆城（Begram）宫殿房厅、艾那克（Mes Aynak）和哈达（Hadda）寺院也曾发现使用石灰作为打底层绘制湿壁画的事例。这件法国考古学家在1926-1927年在特佩卡兰寺院（Tapa Kalan）发现、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佛龛为代表，这座佛龛内结跏趺坐佛陀上方壁面上绘有一对手持花绳的“有翼天使”。 这里的“有翼天使”是的童子像，与贝格拉姆发现、同样藏于美博物馆的石膏板上表现的天使形象基本一致，与罗马传统更为接近。我们在同时期的罗马帝国的庞贝古城中壁画第四种样式风格（约公元62-79）中也可以找到这些熟悉的图像，这一时期尼禄皇帝（Nero,公元37-68）治理下的罗马开始兴建大型宫殿建筑，新的建筑空间和装饰艺术开始流行，在建筑天井和壁面上经常绘制有翼小天使（Amorino）形象。同时期的一些大理石棺椁雕刻也继承该种样式，出现有一对“有翼童子”手持墓主人肖像送别题材的场景。而稍晚些时间在深受罗马文化影响的叙利亚，在纪元109年帕尔米拉（Palmyra）墓葬美术中，常出现一对有翼女神在墓主人胸像后托举圆形物雕刻，表达送别墓主人升向天国的瞬间，这也是对该题材的发扬传播。

　　同样使人联想到斯坦因1906年12月在新疆米兰MⅢ佛寺遗址所发现的“有翼天使形象”，斯坦因在这里也曾发现佉卢文题记，并将七件有翼天使像带回印度和大英博物馆保存。在之后的研究中，斯坦因根据佉卢文题记判断壁画的年代属于公元3-4世纪，并认为这些有翼天使形象受到希腊-罗马文化影响，可能表现小爱神厄洛斯（Eros）形象，这也是犍陀罗文化东传的一个证据。1911年大谷探险队第三次探险队橘瑞超也从米兰MV寺院遗址（MⅢ佛寺以西54米处）入口回廊处切割带走一件童子像壁画，该壁画现藏与东京国立博物馆（编号TC556，图10）。1989年我国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带队再次在米兰古城MII寺院发现两身完整的有翼天使形象。此外在新疆库车苏巴什还发现了装饰有类似有翼童子的舍利函，虽然制作材料不同，但有一定比较借鉴意义。舍利函和佛塔都有象征涅槃的含义，及象征佛法得道超脱象征也是另一个世界的开启。这些有翼童子形象中包含的部分升天思想已经被佛教吸收，可以引导信徒前往另外一个佛国世界。

　　尽管在米兰遗址中的三座佛塔上都绘有“有翼童子”形象，但是佛塔建造年代早晚略有区别，可以看出绘画技法的变化。不同的是，新德里博物馆藏MⅢ佛寺有翼天使像多是胸像，半露在“U”型花绳后，使用红褐色墨线勾勒造型轮廓，眼睛部分有灰青色晕染，鼻翼、下颚、脸颊部分转折处都用带状线来表示，东京国立博物馆藏MV寺院壁画多半是表现童子肩扛花绳的一部分，技法上多用墨线勾勒，天使头顶部和耳朵上部分保留了没有剃掉的头发，立体感表现较弱。相比阿巴萨赫布·钦纳出土的天使像，明显感觉到其仍在使用不同颜料进行晕染，表达造型体积和明暗。米兰的有翼童子像在线条运用上更显东方化。根据材料分析显示，米兰壁画的地仗层中混入了蒿草，在其底部仍使用石膏，但是绘制技法与欧洲壁画并不完全相同。

　　这些壁画的绘制技法存在差别，石灰作为制作墙壁壁面的必要材料，也会因为其自身土地环境、地质和彩色绘画技法而有所区别。这些技法可以在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建筑十书》（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第七书“建筑装修”中找到绘制湿壁画方法和制作颜料相关记录。此外依据同时代罗马人的文献记述所涉及的矿物、植物等信息情报以及建筑、医学和炼金术工人的制造技术中，都包含有相关绘画材料的制作问题。这说明在中亚地区佛教寺院发现的这些湿壁画技术，在欧洲百年前就曾有过记述。这些物质文化和工匠技术，很有可能通过丝绸之路交流传播到东方，并且被东方的僧侣和工匠们知晓并加以使用，这些丝路上工匠集团的移动和技术工艺的传播也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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