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内涵演变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Bet365 - Online Sports Betting

2025-11-02 05: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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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世纪科学革命后，科学合法化与大学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科学革命时期的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之争催生了科学“纯粹性”与“应用性”的张力。当时，“理性主义是从属和辅助于经验主义”的观点开始被接受，即理性被用来处理和组织经验数据，这与中世纪的“理性独立于经验之外发现真理”的认识截然不同。这种观点的转变强调了科学实验和观察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是获取经验的主要途径。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自然哲学实践论”，试图将新兴的“以实验和工具为基础”的自然知识与传统的“注重逻辑推理”的自然哲学思想结合起来，这为调和实验科学与传统哲学的矛盾奠定基础。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对实用知识和技术的需求日益增长，与应用相关的实验科学也开始受到大学重视。但是，当时的大学仍以神学和古典教育为主导，专注于传播具有“先验性、必然性和永恒真理性”的纯科学，“基于经验认知并有实际应用目的”的自然知识显得格格不入。这就要求自然知识在为实际应用作出贡献的同时，又要符合大学的学术理念，因而自然知识必须要形成便于在大学教授的理论，即使是基于经验和实验的化学也不例外。康德在18世纪晚期将自然科学视为基于对自然界的“先验”概念化，从而赋予了自然科学的纯科学地位，也为自然科学家进入大学系统并获得地位提供了合理性。

　　19世纪的工业革命加剧了科学与技术的分化，自然科学的概念向纯科学转变，科学家为维护学术权威，强调“纯科学”对技术的单向贡献，术语“纯科学”成为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标识。随着工程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工程师不断提升的社会地位对科学家职业造成了竞争压力，为了维护科学高于技术的等级区分和学术地位，科学家开始关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边界，强调科学对技术发展的贡献。科学进步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不易察觉或预测的，而技术发展对国家繁荣的贡献是显而易见且直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讨论热点。在19世纪的德国，技术（technik）被定义为应用自然科学（angewandte Naturwissenschaft），通过将工程技术描述为“应用科学”，科学家们试图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种科学广义化概念与科学家身份相冲突，尽管从事纯科学研究的科学家们在公共场合强调科学的效用，但仍忠诚于“为科学而科学”的理念。当然，自然科学本身“还有不少漏洞，有一些纯由理论所推论出来的结果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因而科学家将“科学”视为科学知识的生产活动，用术语“研究”（research）取代了“科学”（science），科学家们将他们的工作定义为满足长远需求的科学研究，而工程师则旨在满足当下需求的技术应用。贝尔纳曾对此表示遗憾，他认为正当科学应与工业结合，纯科学的观念将科学家限定为知识生产者，即科学家的职责仅限于进行科学研究，而将科学研究成果交给一个理想的经济体系去发挥作用。

　　在学术自治和实用主义的博弈下，这一时期的政策呈现二元分裂，即学术体系坚守纯粹性，产业领域追求实用化。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科学界普遍认为纯科学是追求普遍真理和基本法则的高尚事业，而应用科学则是将这些基础原理应用于实际问题和技术创新的实践。这种区分体现了当时学术机构的组织方式和科学家们对于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大学通过课程体系固化“纯科学”理念，而政府则通过诸如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这类工业实验室推动应用研究。这一单向关系得到了当时经济学家的支持，“尽管技术科学（technologicalscience）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启发纯科学，但总体而言，技术更多地处于接受端。纯科学总是先于应用科学，而技术最终将科学转化为公共利益。”

　　20世纪上半叶的工业化与国防军事需求倒逼纯科学向基础性研究转变。随着工业革命的纵深推进，自然科学享有的高度社会声誉日益植根于其驱动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能力，而这一现实与科学界固守的哲学传统所形成的激烈对峙在19世纪晚期达到高峰。德国为适应科学的新型社会角色转变，开始在制度层面上逐渐淡化“无视技术成果生成而追求永恒真理”的纯科学理念。通过建立和发展工程技术学校，率先使技术科学化走上建制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发展之路，一个以技术实验和应用数学为基础、包含行业共性技术原理的技术科学（technological science/engineering sciences）应运而生。技术科学是关于人工自然过程的一般机制和原理的学问，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为工程技术服务，其双重性质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从而模糊了“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界限。为适应工业化社会对科学的需求，德国从侧重高等教育的科学政策转向注重工业需求的研究政策，通过建立凯撒·威廉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chaft，KWG）这类独立于大学的研究所，推动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研究，促进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

　　美国政府在20世纪上半叶的大萧条（ Great Depression）时期也意识到科学研究对于经济复苏的重要性，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开始加大对能为工业和工程技术提供理论支持的科研的资助。同时，随着科学与工业研究实验室的紧密联系，科学研究逐渐具备了产业基础特征，尤其是在化学、电磁学等领域的突破促成了大型工业公司的诞生。一个新的术语基础研究（fundamental research）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从而实现了从纯科学到基础研究的概念转变（图1）。术语fundamental research主要限于生物学、工业研究和工程学领域，指向具有明确问题和应用导向的、需要长期研究的根本性科学问题。该术语早在1890年代出现在美国植物育种领域，当时农艺学科学家为持续推动植物育种的发展而呼吁加强植物生理学基础研究，实际存在的问题和应用引导他们提出了当时“纯”植物学尚未提出的新问题。该术语传达了“科学效用延迟兑现”的观念，即科学迟早会被应用而产生有用的知识，这种转变反映了19世纪末以来人们对科学增长及其为技术开发和经济发展等提供可能的期望。同时，从fundamental一词本意来看，其本身就暗示研究是复杂科学过程的起点，但并非最终目的。科研人员通常会谨慎表述他们对研究效用的承诺，因为基础研究往往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难以预见其直接应用。因此，这个术语的使用是具有战略性的，既承诺科学效用，同时又避免可能过高的估计和期望。

　　在国家目标与科学自主的平衡中，政策工具呈现“任务导向”与“自由探索”的混合特征。在英国，1916年成立的科学与工业研究部（Department of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DSIR）为了避免“纯科学”给人的“只是出于好奇而无实际应用”的印象，采用了fundamental research这一术语，旨在推动对工业发展有益的科学探索，强调其对实际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潜在贡献。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新政》（New Deal）推动了科研资金支持，尤其是在生物学、化学和工程学领域，这些领域的基础研究被认为能够为解决当时的技术和产业问题提供长远的解决方案。很显然，在这一时期fundamental research被视为科学探索的一部分，但并不是纯科学，也不是应用科学。在工程技术领域，该术语被视为技术科学化过程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工程/技术科学研究不仅仅是寻找即时的实用解决方案，而是通过科学方法从更深层次来理解和改进技术。基础研究是连接纯科学和应用技术的关键环节，成立于1913年梅隆工业研究所（Mello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就是科学发现和工业应用之间的中介，培养出了大量既懂科学原理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工程师，同时也推动了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和工业发展。

　　二战后，科技霸权与知识供给危机促使基础研究成为美国科学政策的核心概念，创新的线性模式成为科技政策的主导叙事。战争凸显了科学研究对社会的重要性以及社会对科学知识的渴求。战前，美国的科研活动主要集中在少数名校和联邦实验室，资金多来自企业和慈善机构，联邦政府的资助渠道有限。战争期间，美国科学研究高度集中于军事应用（如曼哈顿计划、雷达开发），这种“任务导向型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虽高效，但短期规划和安全限制会影响长期科学探索，进而打破科学知识生产与应用之间的平衡。战争末期，布什试图通过basic research这一术语，将科学从中解放出来，重新将其定位为“国家进步的源泉”，科学知识的可持续供给成为重要的出发点，这也为联邦政府资助基础研究提供了逻辑基础。

　　布什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fundamental research，而是选择了basic research这个一直用于农业部门和政治领域的术语来表达基础研究，凸显其“技术基础”的工具性涵义。首先，从语言学的角度，“basic”更强调基础和必要，“fundamental”更强调根本和本质，使用basic research更易让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理解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必要前提”，而非抽象的理论探讨。其次，从线性模式来看，布什虽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但其终极目标仍是服务国家利益，使用basic隐含了基础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基础”这一“工具性价值”，从而为国家未来利益奠定基础，而非纯粹为知识而知识，这种立场是区别于欧洲传统中纯粹“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最后，这个术语选择也要与欧洲当时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紧密结合的做法相区分，前者更强调科学的社会功能。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20世纪上半叶德国兴起了基础研究（Grundlagenforschung ）和目标导向的科学研究（Zweckforschung），前者被定义为不能被“命令和加速”的科学，但实际上在纳粹政权下，欧洲“纯科学”理念逐渐淡出，基础研究与国家目标紧密结合，提倡科学合作以解决纳粹定义的“时代问题”。

　　布什将基础研究与科学自治联系起来，为科学知识的可持续供给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战后，战争导致人力资源大量投入军事需求，移民减少和高等教育生源缩减削弱了科研人才供给，战后自由科学交流会受限。布什认为基础研究应是自由探索的过程，不受特定应用目的限制，这要求政府在支持科学研究的同时，尊重并保障科学的自主性和探索自由。他的报告首次将基础研究与科学自主的制度保障紧密联系起来，强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是对立的，而是科学发展过程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环节，共同构成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完整路径。因此，基础研究不仅意味着科学摆脱短期成果的高期望负担，还包括科学探索和交流的自由。布什强调要加强美国大学作为研究和培训机构的地位，以国家福利的名义激发联邦政府对科学的支持，发展研究型大学和非盈利研究机构。

　　事实上，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概念的兴起与推广（图1），不仅反映了科学自身的发展需求，还与20世纪下半叶的冷战意识形态背景、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复杂性以及科学伦理困境密切相关。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迈克尔·波拉尼（Michael Polanyi）认为，科学的自主性与民主制度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保障科学的完全自主权，而科学的独立性也是民主多元主义的重要前提。这种观点在冷战期间被广泛引用，以凸显西方科学体系的自由与独立性，与苏联的集权主义形成对比。同时，强调基础研究可以使得科学避开与军事合作和政治争议的关联，保护科学家们的声誉和资金来源，因为它能够确保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冷战结束后，全球格局变化，科技竞争重心从军事安全转向经济竞争，科技创新被视为经济竞争的核心，经济全球化与知识经济崛起。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U. S.，NSF）资助政策开始进行战略调整，资助对象从资助个人扩展到大学—工业合作研究中心（University–Industry Cooperative Research Center，UICRC）、大学工程研究中心（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ERC）、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STC）等科研机构，将“技术成熟度”指标纳入评价标准，要求项目申请说明潜在应用场景，并用科技“转化型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替代“应用研究”，从而试图消解“基础—应用”的二元对立。《拜杜法案》（1980年）更是确立了“政府资助—大学持有—企业转化”的专利分配机制，催化了硅谷模式崛起。在这种背景下，基础研究不再单纯代表纯粹的学术探索，而是与国家安全和技术进步紧密相关，成为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学术研究的代名词。

　　自20世纪80年代起，线性模型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学者们一致认为创新过程是复杂的、多向的，不再能通过简单的线性模型来描述，内森·罗森堡（Nathan Rosenberg）更是直言“每个人都知道，创新的线性模型已经死了”。其中，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E. Stokes）于1997年提出的“巴斯德象限”理论最具代表性，他结合战后科技政策的实际变化，提出了“技术也能够驱动科学发展”的新思路。布什的基础研究强调知识的可持续供给，而巴斯德的基础研究则强调应用导向（used-inspired），即在解决实际应用问题的过程中，同时推动基础科学的进步，这种理念为美国政府调整和确立明确的科技政策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通过科技突破驱动经济增长成为重要选项。此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增长对美国科技霸权构成挑战，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医疗健康等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美国试图通过科技主导权重塑国际秩序。在经济危机、科技竞争、社会问题与地缘博弈多重压力下，美国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将术语“重大挑战”（grand challenge）作为美国创新战略的关键词，提议“利用科学和技术来应对21世纪的重大挑战”，旨在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改变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合作方式，推动跨学科合作来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这一术语的提出，标志着美国从单一学科驱动的创新模式转向以问题为导向的系统性突破。事实上，概念“grand challenge”早在1991年便出现在高性能计算法案中，被定义为“科学或工程中的基础问题，具有广泛的经济和科学影响，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使用高性能计算资源，并且需要跨学科的研究团队”，这个概念与应用基础研究更为接近。戴安娜·希克斯（Diana Hicks）通过计算机领域、工程技术领域、体育竞赛方面和美国白宫政策对grand challenge这一术语的使用演变，在语义上揭示了其更深层次的涵义，即“重大挑战”这一概念提出了一种新的、更加符合现代科研活动的框架，它强调了集体合作、跨学科合作以及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紧迫性。相比于传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重大挑战”更加注重解决那些超越单一学科或团队能力的大问题，并通过集合全球科研力量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单科的基础研究可能会被认为过时，而重大挑战则成为现代科学政策中更加有活力和前瞻性的语言。

　　自21世纪以来，美国不断反思其在全球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科技政策的关注焦点逐渐从以往的研发经费增减转向如何进行更有效率的科研资助。美国科技政策效率优先转向，本质是从“规模扩张”到“生态主导”的战略升级，即通过优化资助机制、重构评价体系、强化政策工具，试图在有限资源下维持全球科技霸权。美国工程院院士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 （ Venkatesh Narayanamurti）在2022年指出“美国应当重视技性科学（technoscience）研究，因为这是创新的引擎”，该观点一经提出备受关注。所谓技性科学，是指依赖技术发展的科学，而技术是以社会技术系统的面貌呈现出来。基础研究被置于社会技术巨系统中运行，如CRISPR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轨迹，Cas9蛋白的分子机制研究（科学）依赖基因测序技术的突破（技术），而技术应用又必须嵌入生物伦理审查（社会规范）、医疗资源分配（公平性）等社会系统中。这意味着研究者需同步考虑技术可行性、科学原理与社会可接受性三重维度，形成“三位一体”的研究框架。传统基础研究遵循“学科问题驱动”模式，而技性科学采用“社会—技术问题涌现”机制，如在碳中和研究中，光伏材料的光电转换效率提升这一科学问题源于能源转型需求这一社会问题，而钙钛矿电池的稳定性瓶颈的技术问题又催生出界面工程的基础研究新方向。这种“问题链”结构使得研究过程具有自组织特征，不断重构知识生产边界。

　　技性科学观为科技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关注科学方法与技术方法融合进而推动创新的同时，也要特别关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科学技术体系命运的社会因素，如可持续发展、科技伦理、社会公平、和平发展等。这种新型基础研究范式正在重塑全球创新格局。美国国家量子计划（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U. S.，NQI）的推进模式即为典型，政府—企业—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量子算法的科学研究与低温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同步进行，同时设立量子伦理与政策研究中心这一社会维度，完美诠释了技性科学的三螺旋创新特征。这种研究范式的演进，标志着人类正从“认识世界”的基础研究时代，迈向“改造世界—重构认知—再造社会”三位一体的基础研究时代。

　　美国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推动技性科学的范式转变。《无限前沿法案》（2021）纳入到《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强化了美国重塑基础研究体系，使其更具战略性和应用导向的决心；《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U. S.，NSS，2022）和《国家防务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U. S.，NDS，2022）这两份战略文件强调技术领导力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将基础研究与技术创新纳入国防和经济竞争的核心议题；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和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近年来增加了对“应用导向”的科研项目的资助，前者资助AI、先进材料、量子计算等技术，推动基础研究与军事应用结合，后者资助可再生能源、核能、超级计算等技术，以支持国家能源战略；NSF成立了“技术、创新和合作学部（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Innovation，and Partnerships; TIP）”（2022），专注于支持“以应用为导向”的研发，通过资助有潜力转化为实际应用的前沿科学，加强学术界、政府和产业界的合作，提供资金支持先进制造、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跨学科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技术创新的转化；美国国务院成立了“关键与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2023），目标是将关键和新兴技术纳入现代外交战略，强调技术竞争在全球地缘政治中的重要性，关注生物技术、先进计算、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等领域，推动基础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维护美国的技术优势。美国正通过这些政策加速基础研究范式的变革，推动技性科学的发展，使基础研究更紧密地服务于国家安全、经济增长和全球竞争。

　　在1970年代欧洲经济危机的背景下，欧共体的科技政策旨在通过内部市场项目的整合来实现经济复苏和工业竞争力提升。早期的框架计划（Framework Programmes，FPs），如BRITE、EURAM、ESPRIT，都是强调技术开发和市场应用，以确保欧盟企业在与美日竞争中保持优势。这个时期政策关键词有applied research、 industrial competitiveness、technology-driven programs等，科学研究从属于产业政策，应用研究获得优先资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欧洲硬化症”背景下，它成功地将整个制造业的合作理念与“技术共同体”的规范理念联系起来。随着科研机构在框架计划下获得资助的难度增加，学界对欧盟科技政策的经济实用主义提出质疑。尽管第三框架计划（1991—1994）依旧强调与私人企业合作，但公共研究机构要求更大的学术自由，导致了提供应用研究资助（以经济效用为目标）和公共研究机构科研人员的自由性（倾向于基础研究）之间的分裂。为了应对基础研究的问题，1990年代中期，欧洲提出了资助基础研究的计划。这个时期政策关键词有path dependency、research autonomy、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等，科技政策逐渐向更均衡的方向调整。

　　为此，欧洲委员会于2005年4月成立了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首次在欧盟层面资助由科研人员驱动的基础研究，标志着基础研究战略重心的转变。该机构旨在通过严格的同行评议机制，重点支持促进欧洲在全球竞争中发挥作用的优秀项目，而非基于产业需求，从而提升了学术界对科研自主性的认同。这个时期政策关键词有excellence-based funding、frontier research、global scientific leadership，鼓励突破性创新，增强欧盟全球科技竞争力。随着全球化、技术革命、复杂社会问题的交织，科技政策面临的背景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能源问题和健康挑战的需求，推动了对“跨学科突破”和“高风险创新”的政策支持。主要强调知识积累的“basic research”似乎无法充分体现高风险领域，尤其是那些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和技术影响的前沿课题。因此，frontier research似乎可以成为替代术语。尽管如此，ERC和欧盟在推动基础研究方面仍面临法律、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如德国《科研自由法》与法国《生物伦理法》对基因编辑研究的限制差异，导致ERC资助的CRISPR项目在两国推进受阻，“节俭四国”（荷兰、瑞典、丹麦、奥地利）在2021年欧盟预算谈判中要求削减“地平线欧洲”预算，最终导致ERC经费缩减4.2% 。

　　欧洲在第七框架计划（FP7，2007—2013年）中明确将basic research替换为前沿研究（frontier research），这一术语调整不仅是语义上的革新，更是对欧盟科研资助机制的战略性重构。如图1所示，1980—2000年代，“basic research”和“applied research”的流行度都在下降，而唯有“frontier research”在上升。采用“前沿研究”概念可以涵盖“巴斯德象限”（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避免因传统分类僵化而忽视交叉领域，如量子计算研究既需理论突破（基础性）又需工程验证（应用性），ERC资助的合成生物学项目也兼具探索性与潜在产业价值。“前沿”一词强调科研方向的动态演化，如FP7期间ERC资助的拓扑绝缘体研究（2008年）在十年后催生了量子计算机原型，而传统“基础研究”框架难以预设此类长周期颠覆性创新。面对2000—2006年全球科技竞争压力，欧盟将“前沿研究”定位于战略核心，即通过聚焦脑科学、纳米技术等高风险高回报领域对标美国DARPA模式，又借助ERC设立的“青年学者基金”（Starting Grants）和“资深学者基金”（Advanced Grants），以“科学卓越性”为唯一标准吸引全球非欧盟科学家参与（2007—2013年），遏制人才外流。政策工具层面同步实施了资助周期延长（由传统的3年延长至5年） ，失败容忍度提升（较FP6提高25%）、取消“经济社会效益”预评估而转向关注“科学突破潜力”。这种战略—政策联动的设计，实质是通过松绑科研周期约束与重构价值评判标准，构建起适应颠覆性创新的制度环境。

　　欧盟第八框架计划（地平线中的“前沿研究”概念，但更加突出“科学卓越性”作为核心评估标准，尤其是在ERC资助项目中，“高风险、高回报”研究的比例从FP7的45%提升至60%。同时，地平线引入了“开放科学”概念，提出了“开放创新、开放科学、向世界开放”的战略，推动基础研究向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强调数据共享与公众参与。例如，要求ERC项目的研究成果必须实现开放获取（Open Access），使得基础研究从“实验室封闭性”逐渐转向“社会协同性”。在政策工具方面，地平线也提出了“未来新兴技术”（Future Emerging Technologies，FET）旗舰计划，资助既具基础性又具颠覆性的领域，如石墨烯和人脑计划，推动基础研究向产业突破的快速通道发展。

　　欧盟第九框架计划（地平线年）进一步推进了“使命导向研究（Mission-oriented Research）”模式，彻底突破了传统的基础研究定义，将科研目标与气候变化、癌症和智慧城市等社会挑战领域紧密绑定。在一些关键领域，如量子技术和氢能，欧盟制定了“战略研究议程”（Strategic Research Agendas，SRAs），要求基础研究必须锚定技术路线。例如，欧盟量子旗舰计划要求理论物理研究需与工程团队协同。“地平线欧洲”通过“欧洲创新理事会”（EIC）提供的混合资助，支持深度科技（Deep Tech）研究，并要求提出商业化路径，支持“科学发现—专利布局—初创孵化”的全链条发展。此外， “地平线欧洲”还推动“研究公约” （Research Covenants），如法国承诺将10%的资金用于“无约束探索”，以确保自由探索的科研空间。尽管有批评者认为“使命导向”可能会压缩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但欧盟通过保留ERC的“自由探索”项目，确保其占比不低于35%，从而平衡战略目标与自由探索之间的矛盾。

　　基础科学内涵及其相关术语的变化（表1）本质上是基于“时代问题—术语与政策互动—知识生产模式”这一内在逻辑主线进行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动态再协商。时代问题持续倒逼科学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如科学革命时期培根以“自然哲学实践论”调和理性与经验之争，冷战催生曼哈顿计划等任务导向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气候危机与AI伦理则迫使科学嵌入社会技术系统；在时代问题不断转换过程中，需要新的概念和术语以实现其政策指导，术语与政策在互动中重塑科学的价值定位，如美国用“basic research”强化工具理性以规避“无用”标签，欧盟以“research frontiers”突破学科桎梏，支持拓扑绝缘体等长周期颠覆创新；当人们对政策的判断形成共识后，知识生产模式便得以升级。如从牛顿力学的学科驱动转向光伏材料效率提升的“社会需求—技术瓶颈—科学突破”问题链驱动，从单向理论供给到最终形成政府—企业—高校三螺旋协同的量子计划范式，标志着科学从单向线性供给向多维系统创新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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