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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0-11 05:4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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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里,我见到了更多优秀的同学。他们不仅会“做题”,还会很多其他技能。有些技能,我甚至没见识过,比如弹钢琴、发表论文、编程、滑雪。我拼命努力取得的那点成绩,在他们眼里显得微不足道。作为一个农村来的学生,我能依靠的,还是只有自己的刻苦学习。大学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去自习室、图书馆,唯恐耽误了学习。每个暑假,我都留在学校,还要剃一次光头,来表达自己刻苦努力的决心。就这样,我先后一次性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考研、司法考试等考试,还通过自学掌握了日语。至今,我在学生时代做过最疯狂、最成功的事,就是在自学2年日语后,将日语作为自己考研的外语科目,并取得84分的成绩。要知道,那个年代,考研英语的成绩,很少有人能超过70分的。
10年里,我一直在刑庭工作,审理过大量的刑事案件,包括一些具有重大影响的案件。用领导的话来说,有些疑难、复杂的案件,只有交给我办理才放心。很多法官都愿意让我参加合议,因为我经常能在案件中发现一些被忽略的问题,审核裁判文书也很仔细,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作为业务骨干,各种调研报告、案例分析,很多都是我执笔撰写的。基层法院和公安、检察的遇到有争议的问题,经常联系我,希望帮助研究解决。我也是来者不拒,并会尽快回复意见,因为我知道,这些问题既代表着对方对我的一份信任,也能让自己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高。刑事审判的各项新型试点工作,我也愿意积极推动。全市范围内第一个证人隐蔽作证案件、第一个技术侦查材料转化为证据使用的案件、第一个二审召开庭前会议和审查取证合法性的案件,都是我主审的。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让我有机会进行最后的冷静思考。终于,我作出了有生以来最艰难的决定——辞职。3月初,我向领导正式递交了辞职信。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我是一个不善交际、只会埋头干活的人,在本地没有一个亲戚朋友,从未流露过对工作的不满,也从没跟任何人红过脸。这么一个老实巴交的人,怎么会辞职呢?领导、同事们都极力挽留我,希望我不要冲动。当我坦率地向大家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后,所有人又都沉默了。其实,道理很简单:法院工作的现状就是这样,短期内不可能有大的改观;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法院自身的问题;如果觉得可以继续适应,你就留下;如果觉得无法再适应了,你就离开。当然,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
刚开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早上起来,我都不知道今天该去哪里,该干什么,只好一点一点地开始摸索。一方面,我主动结识各种商会、协会的领导,参加各种活动(包括饭局),扩展自己的圈子,让更多的老板认识我。另一方面,我通过做讲座、写文章、走访交流等方式,让更多的律师同行知道我。这个过程,确实很漫长。幸好,我们一家早有心理准备,用老婆的话就是,挣干的就吃干的,挣稀的就吃稀的,实在不行就喝西北风。话虽如此,但连续几个月收入为零时,我也焦虑过,整晚整晚地睡不着。终于,我坚持下来了。慢慢地,向我咨询的人多了起来,有的顺利地转化为案源。我也凭借自己扎实的法律功底和勤勉的工作态度,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局面也就慢慢打开了。
关于离职后的路径选择,我是从提交辞职报告后,才开始认真思考的。法院离职的人,很多会选择到企业做法务,一方面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平稳地度过职业回避期。于我而言,由于没有在民庭干过,对于民事法律的实务不熟悉,也不认识需要法务的大企业,所以这条路我没法选。也有人选择,彻底离开原来的环境,去北京、上海的大律所,凭借自己的法官经历,参与办理重大案件,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离职前后,有人劝我走这条路,也有北京的大律所向我抛出了橄榄枝。但于我而言,好不容易才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实在舍不得放下,哪怕只是暂时的;我也不再年轻了,“北漂”的滋味也尝过,实在不想再吃二遍苦了。最终,我选择了“离土不离乡”,仍然在这个城市打拼。很庆幸,我遇到了一个非常靠谱的律师团队。
说到精彩,那就不胜枚举了。一个案件的律师费几百万、上千万(可惜,我还没经历过),某辩护律师凭一己之力让庭审持续了50余天,有人自称认识中央某领导从而轻松获得几十万“活动费”,某企业破产重整案的管理费就有5000余万元……律师天然会接触到很多案件,见到很多“大世面”。作为“前法”,接触到大案、要案的机会,也会比一般律师更多。我感觉,辞职后第一年见过的世面,比在体制内的十年还要多。我经常会发出由衷的感叹:原来这世上还有这样的事啊!五年以来,我创造了一些属于自己的“精彩”,比如我的文章登上《浙江律师》杂志、在死刑复核阶段为某当事人争取到不核准死刑,等等。外面的世界虽然很精彩,但很多时候,我只是一个看客。只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有机会成为更多、更大“精彩”的制造者。当然,我说的“精彩”,是具有正面、积极意义的精彩。负面的、消极的“精彩”,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作为离开体制的人,我不奢求大富大贵,但最起码的,不能剑走偏锋,更不能以身试法。否则,“坏事传千里”,我就会成为他人茶余饭后的笑料,甚至被当作反面典型。五年来,我也见识过一些体制内和“前体制内”的人锒铛入狱。究其原因,就是在面对花花世界时迷失了自我,背离了初心,最终脱离了正轨。
说到无奈,首先就是一把“心酸泪”了。以前在体制内,当事人和律师,对我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到基层法院,我都是坐着公车从正门进入,通常是由庭长来迎接的;接工作电话时,我虽然不是盛气凌人,但也是直来直往、语气生硬的。离开体制后,我只是一个律师,委托人会随时打我电话,即使没接到,我也要尽快回复。委托人不理解时,我会耐心、细致地向他解释,有时还要安抚他的情绪。有一次,一个女委托人晚上十点多打我电话,只因为她老公被关在里面,她睡不着觉,我就反复向她分析案件的前景,鼓励她不要灰心,振作起来,聊了半个多小时。我老婆在旁边听到,开玩笑说,你哄别的女人倒是很有耐心嘛,对我从来没有这样过。我只能摇头、苦笑。疫情期间,某个95后书记员,因为健康码的事把我训了一顿,我还要陪着笑脸,才顺利进入法院。刚开始,我还不适应这样的落差。后来,我想明白了:在体制内,别人尊重的,并不是我这个人,而是我的法官身份;离开体制,我获得的待遇,才是别人对我这个人的态度。认清这一点,我也就坦然了。让我“无奈”的,还有越来越激烈的律师市场竞争。2020年我辞职时,全国律师不到50万,但今年已达到83万,人数越来越多;由于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认罪认罚等制度的普及、法律咨询公司的蓬勃发展,律师业务,特别是刑事业务在持续萎缩。于是,律师们开始“卷”起来,法律服务的报价越来越低,甚至出现了“0元购”;除了办案,律师还要做营销推广,比如拍视频,做直播,参加各种论坛、展会等,甚至出现了“网推所”。所以,外面的世界,“钱途”已经远不如从前了。
首先,要坚守初心。离开体制,只是换了一个身份和一份工作,我的初心不变、梦想不变。作为法律人,促进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一直是我内心的梦想。以前,这个梦想通过一份份裁判文书实现;现在,这个梦想通过一次次法律服务实现。有人说,律师是为“人民币”服务的。这话不错,赚取律师费,是律师安身立命、养家糊口的基础,并不丢人。但是,赚取律师费,我认为不是律师的首要目标,更不是唯一目标,它只是律师办好案件、维护了当事人权益之后的附属结果,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自然过程。很多时候,成功办理一个案件,取得预期乃至超出预期的结果,那种激动的感觉,实在是无以言表,那才是我作为律师的首要目标。瓜熟才能蒂落,如果只求“蒂落”而不管瓜熟不熟,甚至不努力让瓜熟,那么,这样的钱,挣到后也会烫手的。至于依法合规执业,就不多说了,前面已经谈到。一个律师,如果为了经济利益,最终把自己“弄”进去了,那就太得不偿失了。我的想法是,“红心钱”挣得越多越好,但“黑心钱”一分也不能挣。
其次,要勤勉尽责。关于这一点,有人认为,客户最在意的,是办案的结果;作为律师,只要把好的结果交给客户就可以了;很多时候,一个律师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改变最终的结果,所以勤勉实际上是做无用功。对此,我不认同。作为律师,我实际上无法决定案件的最终结果。我能做的,就是想尽一切不违法的办法,努力帮助客户实现目标。这个过程中,律师有没有付出努力,付出了多少努力,客户是能够感知到的。经验告诉我,经过律师的努力后,哪怕是结果不理想的案件,很多当事人也会坦然面对,甚至还会反过来安慰律师。还有一点是,任何人都不是上帝,谁能事先就预测出案件的最终结果呢?不付出努力,谁又敢说律师的努力就是无用功呢?反过来,如果律师对委托事项不去努力争取,要么最终达到了预期目标,客户会认为这是当然的结果,跟请不请律师没有关系;要么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客户当然就会迁怒于律师,投诉就会随之而来。所以,我认为,勤勉尽责是律师执业的不二法门,律师付出的努力才是客户支付律师费的对价。作为“前法”,客户有时是冲着我的这个经历来的,我必须做出更多、更专业的努力,才对得起客户的这份信任。我对客户常说的一句话是:结果我不敢保证,但过程一定会让你满意。
再次,要善待他人。做法官时,我看到的往往是一个个“脸谱化”“标签化”的人,比如涉嫌诈骗罪、未成年人、主犯等,与被告人、律师直接接触,通常只有庭审的那段时间,其余的只能通过阅读卷宗材料、辩护意见等间接方式了解他们。做律师后,我发现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他有自己的七情六欲,有妻儿老小,也有既往经历,更有对案件、对世界的真实想法。作为律师,再也不能用“脸谱化”“标签化”的方式去审视身边的人,而应该多与他人进行坦诚、深入的沟通。如何与人打交道?对于我这个性格内向的人来说,确实是个新的课题。五年以来,我一直秉持“与人为善”的态度与人交往,努力做到以下几点:一是注重交流沟通。不论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我都会及时与客户、同事、办案人员沟通,以求达成共识,或者商讨应对办法。哪怕只是单纯的吐槽,我也觉得,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好。二是学会换位思考。只有设身处地地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才能理解他人的想法和做法,才能求得各方都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例如,调解、谈判过程中,我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分析他的真实想法,然后为我的客户分析利弊得失,有时还会劝他适当让步。三是适当释放善意。早上在楼道里碰到打扫卫生的阿姨,我会向她问好,有时还闲聊几句;夏季在看守所会见时,我会先把空调温度开得很低,让当事人到来后立即享受到凉爽。作为一个律师,适当的释放一些善意,我总觉得不是坏事。
最后,要善待自己。我从体制内离开的直接动因,就是不想再承受体制内的繁重工作任务和压力。离开体制,压力肯定还是有的,但首先就要取悦自己、善待自己。不要有太大压力,不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累,这是我内心最强烈的声音。转岗以来,我开始晚饭后散步,计划是每天一万步,但由于有饭局、加班,实际每周能坚持三四天。现在,我的血压、尿酸都降下来了,焦虑症也不存在了。每年,我都会抽空陪老婆孩子去旅游,自己也经常参加各种团建活动,既开阔视野,又放松心情。2022年,我还陪年近九旬的爷爷,乘坐游轮,游览了他心心念念几十年的长江三峡。祖孙四代人围坐在一起打扑克的照片,在我的朋友圈获得了200多人点赞。我想,如果还在体制内,这件事,我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些就是律师“行动自由”的体现吧。当然,努力工作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也是善待自己的一部分。平时,我经常参加律协、事务所举办的各类培训、文体活动,头脑风暴、愉悦身心、结交朋友。为了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公益活动,我主动学习了家庭教育的相关课程,担任初中班级的“法治班主任”,到广播电台解读涉未成年人的新规定,撰写与未保法有关的系列文章。作为律师的“思想自由”,也是我一直追求的。至于律师的“财富自由”,当然也是我的目标之一,但不强求。因为“财富自由”,实际上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强求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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